綠島人權營Part 1見證傷痛－聆聽受難者的訴說與沉默

周賢農長輩指著牆上年輕的自己

參加人權營之前，我就有看到景美人權園區邀請受難長輩前來分享，但那時的我，即便知道他們曾蒙受苦難，卻尚未準備好要聆聽。我以為威權的時代離我遙遠，「時代早就不同了」，我對悲情過往沒有興趣。

但是在人權營，最慶幸也最感念的，就是有幸能聽到受難長輩的親身分享。不知經過多少次反覆訴說，他們如今提起過往，平靜自然，「舉重若輕」，大概即是如此吧。以為會有的怨懟悲情，隱而不見。我有時懷疑長輩們是否會因為訴說了太多次，也許早已厭倦麻痺，像是景哥（陳深景）會叫我們直接去看人權博物館訪問他的紀錄片，不想再重複一次自己的被捕經過。或是長輩們輪流到各個小隊去分享，笑著抱怨說這樣他們要講好多次。但是當我聆聽時，我依然感受到故事的重量，那訴說的語調雖不激昂，有時情緒卻是滿溢的。

用幽默抵抗悲情，用笑聲填滿失落，老頑童們比起年輕人還有活力，七八十歲了還能在艷陽下行走、導覽，到底是什麼樣的鋼鐵意志支撐著他們呢？在人權紀念碑前，他們甚至可以指著槍決名單，跟同伴開玩笑，「那ㄟ謀看到你ㄟ名？(怎麼沒看到你的名字?)」我們聽了都心一震，長輩們的黑色幽默實在威力強大。（如果以後要拍有關白色恐怖的故事，除了《超級大國民》的沉重悲情，我很期待有黑色喜劇，更能凸顯獨裁威權的荒謬可笑。）

「聆聽者的期待決定說話者要說什麼。」彭仁郁老師在課堂上提醒我們，因此我在提問時，往往躊躇著。哪些問題是可以問，哪些又不能？我們既好奇長輩們承受過怎樣的苦難，又擔心回顧過往的傷疤是種殘忍。跟家人分離十數載，出獄之後是更大的社會牢籠，有時候我想問他們跟家人、跟兒孫輩的相處，長輩們淡淡的一口帶過，我只能在其他的文字記載、或是旁人的口中聽見。創傷研究的學者卡如絲(Cathy Caruth)說，聆聽創傷的重點在於聽出偏差，聽出沒說出的。這真的需要無盡的耐心，以及時間。感謝長輩願意信任我們，開口訴說，但是有更多的幽微之處，是短短四天難以觸及的。

有時我也會想著營隊是否應該提供更多關於跟長輩互動、對話的訓練跟建議，讓我們不會誤觸了某些雷區，或是一再的重複問題，但我想，這就是一種「信任」吧，有點像心理學講的「安全區」(Safe Space)，人權營就是希望營造一個開放友善的場域，讓所有人可以開放的溝通，只要懷抱善意，沒有什麼規則或限制是要遵守的。這也有點像人類學的「接觸地帶」(Contact Zone)，我們也試探著，要如何跟陌生的長輩，還有黑暗的威權記憶相處。

但儘管是遲疑、不確定的，我相信這樣的聆聽是珍貴的。仁郁老師說，要記得自己是「人」，對方也是人，這是兩個生命彼此在靠近，透過聆聽跟訴說串連起信任跟情誼。生哥（陳欽生長輩）在一開始就說，「不要把我當作受難者，把我當一個說故事的老人。」他要的不是同情、悲憫，而只是一對願意聆聽的雙耳。我想起以前在採訪時，往往只在乎我可以獲得什麼資訊，聽到什麼關鍵字句，我是個掠奪者，要從別人身上挖取材料。但是在跟長輩的對話時，我不再功利的計算，有時候，說了什麼甚至可能沒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一種陪伴跟關心，「讓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。」

而這樣的跨世代交流亦是珍貴的，讓天真躁動的年輕人，靜下心來聆聽長者的過往。除了發現他們過去也是狂飆衝撞的抵抗者，我們更驚異的發覺長輩們即便受過政治思想的箝制，因為信念而鋃鐺入獄，卻不會因此而認定ＸＸ主義一定是不好的。他們明確的表示，民主就是要能讓不同的聲音自由表達。被封閉的體制禁錮過，他們比誰都擁有開放的心胸。

我的小隊隨隊長輩景哥（陳深景）不管是長相、說話語氣到跟景太的互動，都跟我外公無比神似，讓我有種奇異的親近感。因為有這樣親身互動的經驗，這些長輩的名字會銘刻我們腦海，日後想起白色恐怖時，我們不只是模糊的知曉受害者的數目，而是會想起一個個臉孔，想起他們滿頭白髮、臉上佈滿皺紋，跟他們被黑牢埋沒的青春。他們不再是「白色恐怖受難者」這個標籤所指涉的龐大群體，而是各自獨立，努力綻放的生命。

容我再回到卡如絲，她認為創傷總是難以言說的，而且隱晦的。如今我面對的長輩開朗活潑，苦難彷彿不曾停駐。但那些逝去的，那些說不出口的，恐怕才是更大多數。我欽佩人權營的長輩能夠奮力的將他們的故事傳承，甚至年年回到綠島，但我們不能以為那就是故事的全部，只聽發言者的部分，甚至只聽有條不紊、有邏輯的訴說。胡晴雯在《太陽的血是黑的》裡面寫受難者9047在出獄後回到保密局，如今的獅子林商業大樓，遊走於遊戲機台，喃喃自語。他還停陷在過去，他的時間裡沒有現在。

願我們都能試著當個更有耐心、更開放的聆聽者，話語才可能湧現。這四天的經驗讓我相信，透過聆聽，「有時候不是我們療癒他們，而是他們療癒我們。」（彭仁郁，2017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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