妖山日記 Monstrous Mountain Diary

 陳界仁的作品《軍法局》的一段《推移者》   課程：戰後台灣史－二二八及白色恐怖／吳俊瑩、國家暴力與白色恐怖／林邑軒         有時候，跟年代久遠的事物相比，越近的歷史我們反而越搞不清楚，相信我，這不是像李大仁警告程又青的初老症狀，而是我們對於年代越接近的事物，越有錯縱複雜的關係，讓我們難以用明晰的角度看待。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也都是發生在近代的台灣，距離現在都只有數十年，但許多最基本的史實我們都難以確認，像是：二二八的傷亡人數到底是多少？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，研究者林邑軒運用新的演算模型推估出二二八死亡數目約一千多人，而非一般常說的數萬人，引起家屬跟部份學者不滿。 晏山農 有針對這場討論寫了一篇長文，提出很多精闢的思考點。         而儘管我們對於台灣的近代史眾說紛紜，就如同我們對於國家的定位跟主體認知一樣模糊不清。我在吳俊瑩老師跟林邑軒老師的課堂中，釐清了一些自己的的迷思，並獲得新的史料解析，因此還是想試著呈現一些已知的突破點。像過去討論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，時常歸咎於時代，因為那是個「非常時期」而有的不得已，但真的是如此嗎？林邑軒老師就提出一個關鍵問題：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變成國家的敵人？」兩位老師透過對史料的仔細爬梳，讓我彷彿回到現場，重新想像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思考、行動。 傅斯年沒有你想的那麼愛學生？！ 三一八運動時，傅園擺滿了向日葵，向曾經捍衛學生的傅斯年校長致敬。那張「你若讓流血，我就跟你拼命！」的標語深入人心。而我就住在女三舍，緊鄰著傅園，傍晚坐在階梯上邊趕蚊子邊跟朋友聊天，但我沒有想過，那句標語不是全部的真相。 陳誠在回憶錄裡寫道： ……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。我問他（按傅斯年）：「南京完了，台灣怎麼辦？」他毫不遲疑地說：「先求安定。」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，他說：「要求安定，先要肅清匪諜。」我老實告訴他：「匪諜的大本營，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。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？」他當即表示贊成說：「你做，我有三個條件：一、要快做；二、要澈底做；三、不能流血。」 ……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，第二天四月六日就開始行動。 （《陳誠先生回憶...

周賢農長輩指著牆上年輕的自己 參加人權營之前，我就有看到景美人權園區邀請受難長輩前來分享，但那時的我，即便知道他們曾蒙受苦難，卻尚未準備好要聆聽。我以為威權的時代離我遙遠，「時代早就不同了」，我對悲情過往沒有興趣。 但是在人權營，最慶幸也最感念的，就是有幸能聽到受難長輩的親身分享。不知經過多少次反覆訴說，他們如今提起過往，平靜自然，「舉重若輕」，大概即是如此吧。以為會有的怨懟悲情，隱而不見。我有時懷疑長輩們是否會因為訴說了太多次，也許早已厭倦麻痺，像是景哥（陳深景）會叫我們直接去看人權博物館訪問他的紀錄片，不想再重複一次自己的被捕經過。或是長輩們輪流到各個小隊去分享，笑著抱怨說這樣他們要講好多次。但是當我聆聽時，我依然感受到故事的重量，那訴說的語調雖不激昂，有時情緒卻是滿溢的。 用幽默抵抗悲情，用笑聲填滿失落，老頑童們比起年輕人還有活力，七八十歲了還能在艷陽下行走、導覽，到底是什麼樣的鋼鐵意志支撐著他們呢？在人權紀念碑前，他們甚至可以指著槍決名單，跟同伴開玩笑，「那ㄟ謀看到你ㄟ名？ ( 怎麼沒看到你的名字 ?) 」我們聽了都心一震，長輩們的黑色幽默實在威力強大。（如果以後要拍有關白色恐怖的故事，除了《超級大國民》的沉重悲情，我很期待有黑色喜劇，更能凸顯獨裁威權的荒謬可笑。） 「聆聽者的期待決定說話者要說什麼。」彭仁郁老師在課堂上提醒我們，因此我在提問時，往往躊躇著。哪些問題是可以問，哪些又不能？我們既好奇長輩們承受過怎樣的苦難，又擔心回顧過往的傷疤是種殘忍。跟家人分離十數載，出獄之後是更大的社會牢籠，有時候我想問他們跟家人、跟兒孫輩的相處，長輩們淡淡的一口帶過，我只能在其他的文字記載、或是旁人的口中聽見。創傷研究的學者卡如絲 (Cathy Caruth) 說，聆聽創傷的重點在於聽出偏差，聽出沒說出的。這真的需要無盡的耐心，以及時間。感謝長輩願意信任我們，開口訴說，但是有更多的幽微之處，是短短四天難以觸及的。 有時我也會想著營隊是否應該提供更多關於跟長輩互動、對話的訓練跟建議，讓我們不會誤觸了某些雷區，或是一再的重複問題，但我想，這就是一種「信任」吧，有點像心理學講的「安全區」 (Safe Space) ，人權營就是希望營造一個開放友善的場域，讓所有人可以開放的溝通，只要懷抱善意，沒有什麼規則或限制是要遵守的。這也有點像人類學的「接觸地帶...

晏起的早晨，邊吃涼麵邊滑手機，讀了劉曉波跟劉霞的故事。 多年之後，他在談到「六四」時說：「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，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，反而更加鮮淋。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，它是墳墓，埋葬了34歲的我，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。」 我相信不只是劉曉波，六四至今仍是中國知識分子、政治異議份子一道「無法癒合的傷口」，裂開的是整個社會對於民主的想像跟期望。 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，我只是個高中小屁孩，趙子的課堂上似乎也沒有講到，六四很遙遠。七年後，劉曉波過世了，遲了三四天我才開始認真地看相關新聞。浸淫在相關的研究，我夸夸其談歷史創傷，但眼前又是一道中國政府蠻橫劃下的民主傷口，我卻沒看見。 Judith Butler曾說，悼念是種政治資源，不被允許悼念的生命就等同於不被肯認其為人的價值。中國政府急促地辦理喪事，然後將火化後的遺體海葬，就是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淡化他的死亡。六四就是從悼念胡耀邦開始的，中國政府怎麼會忘記? 悼念時的哀慟跟悲憤，墓碑前的蠟燭、鮮花跟追思儀式，是多麼容易煽動起人的情緒，茉莉花革命也是被一名突尼西亞小販的自焚給點燃的。 也因為歷史悲劇的發生可能太過激烈、慘痛，在事件過後，為了撫平家屬跟社會被撕裂的心，往往選擇用紀念館、紀念儀式作為一道貼布，在療癒的同時其實也標記著，這裡發生過這件事。傷口存在著，不能輕易遺忘。 但是中國政府只想要掩蓋死者，讓傷口被遺忘，於是我們連一個憑弔劉曉波的去處都沒有。如果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如此處理，數十年後，當六四的倖存運動者都去世之後，也許未來的世代，根本就不會知道有這件事的發生。又或著，他們相信的是官方訴說的版本，反抗的聲音早已消匿了。 然後我想起，劉曉波過世了，但台灣人李明哲還在中國政府手裡，三四月的時候新聞沸沸揚揚，蔡政府的冷淡、李明哲妻子不願妥協，甚至有 網友 認為這只是一個中國對台灣政府的恫嚇，不出一兩個月就會放人。但是四個月過去了，新聞早已淡忘他，只有他的妻子跟人權組織還在努力奔走，向聯合國爭取援助。台灣政府還是無聲無息，我當然可以理解，民主、人權不是國際政治唯一的考量，但是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，我們到底堅持的是什麼？「當我們的政府選擇低調，當我們的社會多數人不敢參與連署，或反過來譴責李明哲為何要去中國，或譴責李凈瑜的高調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卻又不斷擔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