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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島人權營Part 2 國家的敵人是怎麼煉成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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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陳界仁的作品《軍法局》的一段《推移者》   課程:戰後台灣史-二二八及白色恐怖/吳俊瑩、國家暴力與白色恐怖/林邑軒         有時候,跟年代久遠的事物相比,越近的歷史我們反而越搞不清楚,相信我,這不是像李大仁警告程又青的初老症狀,而是我們對於年代越接近的事物,越有錯縱複雜的關係,讓我們難以用明晰的角度看待。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也都是發生在近代的台灣,距離現在都只有數十年,但許多最基本的史實我們都難以確認,像是:二二八的傷亡人數到底是多少?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,研究者林邑軒運用新的演算模型推估出二二八死亡數目約一千多人,而非一般常說的數萬人,引起家屬跟部份學者不滿。 晏山農 有針對這場討論寫了一篇長文,提出很多精闢的思考點。         而儘管我們對於台灣的近代史眾說紛紜,就如同我們對於國家的定位跟主體認知一樣模糊不清。我在吳俊瑩老師跟林邑軒老師的課堂中,釐清了一些自己的的迷思,並獲得新的史料解析,因此還是想試著呈現一些已知的突破點。像過去討論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,時常歸咎於時代,因為那是個「非常時期」而有的不得已,但真的是如此嗎?林邑軒老師就提出一個關鍵問題: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變成國家的敵人?」兩位老師透過對史料的仔細爬梳,讓我彷彿回到現場,重新想像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思考、行動。 傅斯年沒有你想的那麼愛學生?! 三一八運動時,傅園擺滿了向日葵,向曾經捍衛學生的傅斯年校長致敬。那張「你若讓流血,我就跟你拼命!」的標語深入人心。而我就住在女三舍,緊鄰著傅園,傍晚坐在階梯上邊趕蚊子邊跟朋友聊天,但我沒有想過,那句標語不是全部的真相。 陳誠在回憶錄裡寫道: ……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。我問他(按傅斯年):「南京完了,台灣怎麼辦?」他毫不遲疑地說:「先求安定。」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,他說:「要求安定,先要肅清匪諜。」我老實告訴他:「匪諜的大本營,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。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?」他當即表示贊成說:「你做,我有三個條件:一、要快做;二、要澈底做;三、不能流血。」 ……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,第二天四月六日就開始行動。 (《陳誠先生回憶錄──建設臺灣(上)》,頁 448-449 。) 周婉窈老師有在臉書寫了一篇完整的貼文,推薦大家去看 原文 。如果有會編輯維基百科的人,能夠上去修改就

綠島人權營Part 1見證傷痛-聆聽受難者的訴說與沉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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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賢農長輩指著牆上年輕的自己 參加人權營之前,我就有看到景美人權園區邀請受難長輩前來分享,但那時的我,即便知道他們曾蒙受苦難,卻尚未準備好要聆聽。我以為威權的時代離我遙遠,「時代早就不同了」,我對悲情過往沒有興趣。 但是在人權營,最慶幸也最感念的,就是有幸能聽到受難長輩的親身分享。不知經過多少次反覆訴說,他們如今提起過往,平靜自然,「舉重若輕」,大概即是如此吧。以為會有的怨懟悲情,隱而不見。我有時懷疑長輩們是否會因為訴說了太多次,也許早已厭倦麻痺,像是景哥(陳深景)會叫我們直接去看人權博物館訪問他的紀錄片,不想再重複一次自己的被捕經過。或是長輩們輪流到各個小隊去分享,笑著抱怨說這樣他們要講好多次。但是當我聆聽時,我依然感受到故事的重量,那訴說的語調雖不激昂,有時情緒卻是滿溢的。 用幽默抵抗悲情,用笑聲填滿失落,老頑童們比起年輕人還有活力,七八十歲了還能在艷陽下行走、導覽,到底是什麼樣的鋼鐵意志支撐著他們呢?在人權紀念碑前,他們甚至可以指著槍決名單,跟同伴開玩笑,「那ㄟ謀看到你ㄟ名? ( 怎麼沒看到你的名字 ?) 」我們聽了都心一震,長輩們的黑色幽默實在威力強大。(如果以後要拍有關白色恐怖的故事,除了《超級大國民》的沉重悲情,我很期待有黑色喜劇,更能凸顯獨裁威權的荒謬可笑。) 「聆聽者的期待決定說話者要說什麼。」彭仁郁老師在課堂上提醒我們,因此我在提問時,往往躊躇著。哪些問題是可以問,哪些又不能?我們既好奇長輩們承受過怎樣的苦難,又擔心回顧過往的傷疤是種殘忍。跟家人分離十數載,出獄之後是更大的社會牢籠,有時候我想問他們跟家人、跟兒孫輩的相處,長輩們淡淡的一口帶過,我只能在其他的文字記載、或是旁人的口中聽見。創傷研究的學者卡如絲 (Cathy Caruth) 說,聆聽創傷的重點在於聽出偏差,聽出沒說出的。這真的需要無盡的耐心,以及時間。感謝長輩願意信任我們,開口訴說,但是有更多的幽微之處,是短短四天難以觸及的。 有時我也會想著營隊是否應該提供更多關於跟長輩互動、對話的訓練跟建議,讓我們不會誤觸了某些雷區,或是一再的重複問題,但我想,這就是一種「信任」吧,有點像心理學講的「安全區」 (Safe Space) ,人權營就是希望營造一個開放友善的場域,讓所有人可以開放的溝通,只要懷抱善意,沒有什麼規則或限制是要遵守的。這也有點像人類學的「接觸地帶